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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的思考

2016年10月24日 19:17  点击:[]

商大恒

(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3)

【摘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大学生“三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培养当代大学生价值判断能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要使当代大学生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入耳、入脑、入心”,就必须让大学生知晓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的“问题与困境、解决途径”等重大问题,从而有利于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问题与困境;解决途径

我国对于价值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张东荪在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价值哲学著作—《价值哲学》。此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价值观的研究一直处于“搁置”的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社会背景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变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放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广泛采用自动化机器生产、各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着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从根本上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提供发展的基础条件。

其次,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必然要求在思想界,批判性地反思以往经济关系所支配的各种价值规范和理念,树立解放思想、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后,在全国各个领域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一方面:这是对根深蒂固的“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价值观的彻底清理;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运用新的价值观对原有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社会实践为依据重新构建新的价值观体系。正是由于对原有价值观的批判反思,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了应有的思想保障。

最后,《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本质的依据。针对当时整个价值哲学研究者都以这个“经典命题”为依据来定义价值的观点,1987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一文,该文指出目前学界普遍借用所谓马克思对价值定义的“经典命题”那句话,是马克思转述瓦格纳的观点,并讽刺瓦格纳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郝晓光的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价值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的必要性

(一)从现实根源看:当代中国人面临着价值问题亟需解决的客观需要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在当代中国,价值问题之所以能够作为“问题”提出来,由于一方面中国人面临着如何建立起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新价值观,即现代化的中国价值观在“破”旧之后面临着“立”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价值观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经济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之上,导致把人的一切关系“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之中”。在此种背景下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价值危机”,在这种“价值危机”中,最为艰难的是“选择”某种“价值标准”来确认生活的“意义”,“我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与“我们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正处于“价值危机”的困境中。面临着“价值危机”的现代化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价值危机”作出全面的反应、批判性的反思,进而为现代化的中国人,进行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

(二)从理论源头看:填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哲学意义的价值论的空白。

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的具体论断,最突出的有二处:一处是在《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4]第二处是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主要内容,针对瓦格纳当时提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5]论断,马克思批判到“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个经济学范畴。”[6]很明显,马克思完全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考察价值,由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哲学意义的价值论的论断、命题,导致了哲学意义的价值论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依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价值论处于“空白”状态。

(三)从理论现状看: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限制

“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是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蓝本,斯大林为指导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版本在中国学者编著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这种模式下,改革开放前,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艾思奇的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价值论这一说;改革开放后,肖前、李秀林、汪永祥的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修订版)中,论证了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这种对价值论证的模式,基本上成为以后教科书价值论内容其基本框架和思维方式。所以,改革开放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没有价值论内容;改革开放后有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内容,由于其遵循的不是本真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理论品格,建构出来的价值论内容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真的价值论。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以及目前学界价值哲学研究陷入的困境,重构哲学意义的价值论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当代使。

三、马克思价值学说研究的现状

(一)“主体的需要” 的问题与困境

此种观点最为核心的文本依据是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7]持观点的学者以这个根本论断为依据,认为“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关系。因此,只要弄清了主体—客体的复杂关系,弄清了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也就廓清了价值哲学的基本框架。”[8]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主体有不同的需要,仅仅用极为抽象的社会性规定主体的需要,而不去探究具体社会形态下主体的需要、探究不同社会形态之间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用各种社会形态中人的共同需要去替代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主体的需要,从而使需要本身抽象化、普遍化。

(二)“主体尺度”的问题与困境

文本依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9]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两个尺度”说,是我们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必须遵守的思想和应该贯彻的方法论原则。他们指出,在两个尺度中最为核心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内在尺度’,具体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身结构、规定性和规律,包括主体的需要、目的性及其现实能力等”,[10]产生于主客体关系中的价值,就是来源于“主体的尺度”,“主体的尺度就是价值尺度,它决定了价值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它是价值的根源”。[11]仅仅用人的内在尺度来解释和说明价值的存在,人的内在尺度又有什么所产生呢吗,这是此种学说存在的困境。

(三)“主客体效应关系说”的问题与困境

此观点认为,研究价值必须从研究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开始,“价值的本质”,即“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客体对主体存在、发展、完善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12]“价值是客体属性和功能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这种满足的本质,就在于有利于主体的存在和发展,使主体更加完善,使主体自我超越,是对现实的超越,使主体更加完善。”[13]此观点既指出了价值的主体不仅是人这个主体,而且还包括社会这个主体;又指出了价值的诉求和价值哲学研究的任务。显然,这对我们研究价值哲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但是此观点把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客体对主体存在、发展、完善的效应”,何为“效应”呢?这种“悬设”就会使“客体对主体存在、发展、完善”本身变成一个脱离现实社会的抽象问题,这是此学说所陷入的困境。

四、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应有的途径

纵观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现状,其阐述自己价值理论的根本前提就是从主客体关系的模式出发。而主客体关系模式的思维方式是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该思维方式自从笛卡尔确立了“我思”基本建制后,其以后的近代学者其都是在主客体二元分立的格局下,企图去寻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张从“对象性活动”、“实践去理解”所颠覆性的整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仅仅在“解释世界”,而马克思确立的思维方式是超越“解释世界”的“改变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才是我们阐释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根本出发点。

“回归理论文本”。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天才萌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根本性质的实践思维方式。在其中,马克思在批判一切旧的哲学,由于其思维方式上的失足导致理解事物的“直观性”和“抽象性”的缺陷,创立了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是“破”与“立”的高度统一,不仅突破了以往哲学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转变;而且实现了在归宿上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作为“高卢雄鸡”的新世界观。所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必须的、首要的前提,就是贯彻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性质的实践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坚持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理念,把价值的研究,提高到实践的层面上,突破了价值哲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以“主观假定、主体满意、主体兴趣或占有,以情感或情趣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价值哲学。

“走向现实文本”。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是要体现中国现实特色的价值论,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为出发点。“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4]扑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现实问题,能够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问题,提供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矫正,也就从根本上把握着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核心点。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在对待现实上,“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5]所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必须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运用实践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批判。只有做到这样的理论态度,才能做出既符合中国时代化需要的,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方美容、何秀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进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1—12页.

[3]冯刚《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2期,第44—45页.

[4]黄蓉生、姜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9期,第13—14页.

[5]《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6]《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7]《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8]李连科:《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9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76页.

[11]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76页.

[12]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59页.

[13]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6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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